劉守英等:服務規模化與農業現代化

基于山東供銷社試驗的調查與思考

作者:劉守英 邵挺 石光 周群力 王瑞民 來源:微信:村莊與城市 發布時間:2019年01月31日  字體: 縮小 增大 繁體
 
  本文選自劉守英教授所著《中國土地問題調查——土地權利的底層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書中為《第七章山東省供銷社的服務規模化試驗》,未經授權許可不得轉載,經授權轉載請注明來源!
 
  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結構的重大變革和城鎮化進程加速,我國農業發展方式正在經歷一場重大變革,農業勞動力成本上升誘發農業投入方式變化(主要表現為農業勞動投入減少,機械投入增加),農業生產率從以提高土地生產率為主向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主轉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上升。與此同時,農業經營制度安排也在發生變化,一些地區的土地流轉速度加快,經營規模有擴增之勢,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呈現多樣化。但是,關于中國農業發展方式如何轉變的觀點不一,對于地方實踐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有關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如何走的探索還將繼續。我們能做的是在對地方探索進行深入調查的基礎上進行客觀分析,總結這些變化的內在規律和約束條件,在此基礎上歸納可能的路徑和制度安排。
 
  山東供銷社的探索從土地托管起步,由出外打工的農民將所承包的土地以全托或半托方式委托給供銷社經營和服務,到供銷社與村集體經濟組織采取“社村共建”,兩者在服務農民與組織農民上各施其職,從擴大服務規模,再到按照農業服務半徑,建立為農服務中心,形成“三公里”托管服務圈,提高服務規模報酬,實現服務提供者(供銷社)的服務規模擴增和效益增加,以及被服務者(農戶和其他經營主體)生產更加便利和成本降低,正在走出一條以服務規模化為核心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路子。為此,我們對山東省供銷社近年來的探索試驗進行了長期觀察與跟蹤,對一些試驗點進行了實地調查。
 
 
一、單純擴大農地經營規模實現不了農業現代化
 
  土地規模過小、細碎化程度高,一直被認為是妨礙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突出問題。土地流轉不暢、制度不健全被認為是妨礙土地規模經營擴大的重要因素。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份額加大,“80后”“90后”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主力軍后帶來的觀念變化,加上各級政府的行政和政策推動,我國的農地流轉呈加快之勢,一些大規模的農業經營主體正在各地涌現。但是,在我國資源稟賦和城鎮化路徑制約下,片面追求擴大農地經營規模的負面效果也在顯現,一些地方的推動不僅沒有達到提高規模報酬的效果,還影響到農民的土地權利,甚至對農村社會穩定造成不良后果。
 
  (一)農地流轉加快,但土地租金和雇工費用上升,農地規模經營利潤下降
 
  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全國土地流轉比例很小。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資料,1984-1992年間完全沒有轉讓過耕地的農戶比例達93.8%,轉讓一部分耕地的農戶比例僅1.99%。到2003年時,土地流轉比例有所增加,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對全國東、中、西部20842戶的抽樣調查顯示,全國土地流轉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9.1%,其中,東、中、西三大區域分別為9%、11.6%、3.86%。
 
  近年來,全國土地流轉面積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土地流轉面積明顯增加。截至2014年底,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總面積達到4.03億畝,是2010年的2.16倍。農地流轉總面積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的30.32%,比2010年提高15.65個百分點(見表7-1)。分地區來看,中部地區的流轉率最高,增長速度也最快,東部次之,西部流轉比例最低,增長速度也較慢。到2013年底,東部地區土地流轉率達到26.06%,中部地區為30.64%,西部地區為19.53%,分別比2011年增加10.44%、7.5%、5.28%(見表7-2)。發達地區的農地流轉比例已經很高,截至2013年底,上海市、北京市、江蘇省和浙江省的承包耕地流轉比重分別達到65.81%、48.79%、56.96%和45.32%。部分傳統農區的農地流轉比重提高很快,截至2013年底,黑龍江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的承包地流轉率分別達到了44.39%、33.43%和33.18%,高出全國26%的平均流轉率。
 
 
  伴隨土地流轉的加快,農地經營主體也在發生變化。從流轉土地來看,盡管農戶仍是土地轉入的主體,但接包主體趨于多元化。2014年,在全部流轉耕地中,流入農戶的比例占58.31%,土地向其他主體的流轉依次為:農民專業合作社占21.84%,企業占9.68%,其他主體占10.17%。值得注意的是,與2010年相比,流入農戶的土地比例下降了11.04個百分點;流入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土地比例上升了10.01個百分點;流入企業的土地比例上升了1.62個百分點;流入其它主體的土地比例降低了0.58個百分點。(見表7-3)
 
 
  分地區來看(見表7-4),東部地區轉入農戶的耕地比例要低于中、西部地區,流入企業的耕地比例要高于中、西部地區。2011-2013年,中、西部地區流入農戶的耕地比例也迅速下降,流入合作社與企業的耕地比例有所增加,其中,流入合作社的耕地比例分別增加了9.69%和5.34%。
 
 
  從耕地經營的整體格局來看,農地經營正在從農戶單一主體向農戶與專業合作社、企業等多主體共營轉變。在經營主體中,農戶雖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近年來其經營的面積與比例都在下降,如表7-5,2010~2014年,農戶的耕地經營面積由12.15億畝下降到11.61億畝,下降了0.54億畝,農戶經營耕地的比例從95.44%下降到87.36%,下降了8.08個百分點。由專業合作社經營的耕地面積與比例均在快速上升,合作社經營的耕地面積從2010年的0.22億畝增加到2014年的0.88億畝,增長了4倍,專業合作社經營的耕地面積比例則從1.73%上升到6.62%,增加了4.89個百分點。同一時期,由企業和其他主體經營的耕地面積也翻了一倍,由企業經營的耕地面積從2010年的0.15億畝增加到2014年的0.32億畝,占比從1.18%增加到了2.93%,增長了1.75個百分點;由其他主體經營的耕地面積從0.2億畝增加到0.41億畝,占比從1.57%增加到3.09%,增長了1.52個百分點。
 
 
  分地區來看,東部地區由農戶經營的比例最低,中部次之,西部最高;東、中、西部都呈現農戶經營比例下降,專業合作社與企業等其他主體經營比例上升的趨勢。2011-2013年,東部地區由農戶經營的耕地比例從91.83%下降到88.02%,下降了3.81個百分點;由專業合作社經營的耕地比例從3.10%上升到5.57%,增加了2.47個百分點;由企業經營的耕地比例從1.69%上升到2.79%,增加了1.1個百分點;由其他主體經營的面積則從3.10%上升到3.62%,增加了0.5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由農戶經營的耕地比例從95.34%下降到89.33%,下降了6.01個百分點;由專業合作社經營的比例則從2.72%上升到7.05%,增加了4.33個百分點;由企業和其他主體經營的比例都從0.97%上升到1.90%,增加了0.93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由農戶經營的比例從94.85%下降到91.87%,下降了2.98個百分點;由合作社經營的耕地比例從1.23%增加到2.93%,增加了1.7個百分點;由企業經營的比例從1.72%增加到2.71%,增加了0.99個百分點;由其他主體經營的比例則從1.96%增加到2.48%,增加了0.52個百分點。
 
 
  農地流轉、經營規模與經營主體的多樣化,推動了地租等費用快速上漲,2008~2013年間,三種糧食(稻谷、小麥和玉米)的每畝流轉地租金年均增長18.4%,每畝人工成本從175元提高到429元。由于地租和雇工費用快速上漲,農地經營利潤下降。2008-2013年間,三種糧食的每畝凈利潤從186元下降到73元,成本利潤率由33.14%下降到7.11%。
 
  (二)農業經營規模擴大,土地單產下降
 
  伴隨土地流轉加快,農戶經營土地的規模也在增加。截至2013年底,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2.26億戶,占家庭承包戶總數的85.96%以上,經營耕地在10畝以上的農戶已經占到14.04%。在經營規模擴大的類別中,10~30畝和30~50畝兩個組別的比例最高,分別達到10.28%和2.55%,到2014年,經營50畝以下的農戶仍占絕大多數(98.71%),與農區人地關系、技術條件及農民經營能力比較相稱(見表7-7)。
 
 
  除此之外,另外幾個經營規模較大的類別盡管占比不高,但農戶數也不少,2014年,經營耕地50~100畝的農戶有235.4萬戶,經營規模在100~200畝的農戶有75萬戶,經營規模在200畝以上的農戶有31萬戶,在中國這樣長期處于過小規模農業經營的國家,出現如此多的規模農戶,對未來農業效率及收入分配的影響,值得關注。
 
  分地區來看,東部和西部地區戶均經營規模在10畝以上的占10%~15%,中部地區接近20%,但無論是東部還是中、西部,均主要集中在10~30畝一組,分別占到了農戶數的8.94%、14.53%和13.62%。(參見表7-8)
 
 
  但是,土地經營規模的變化,也帶來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實,那就是規模戶的土地生產率下降。基于全國農戶的微觀抽樣數據測算表明,大規模戶的土地單產遠低于小規模戶,2012年大規模戶的單產為714元/畝,而小規模戶則達到2614元/畝,超過前者的三倍(參見表7-9)。規模擴大導致的土地單產下降,與我國耕地資源稀缺、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基礎政策相悖。
 
 
  (三)隨著土地流轉加快和經營規模擴大,耕地用于種植糧食作物的比重區域差異加大
 
  2010~2014年,農戶流轉出的承包耕地中,用于種植糧食作物的面積從1.03億畝增加到2.29億畝,占流轉總面積的比例從55.06%增加到56.82%(見表7-10)。在土地非糧化方面,各省程度不一。2013年,吉林和黑龍江的流轉土地仍然主要從事糧食生產,分別高達91.23%和86.98%,主要產糧區的土地流轉用于糧食生產的面積還是高于全國平均數,內蒙古74.03%、江西65.30%、安徽69.21%、河南65.08%。同一時期也出現部分產糧區流轉土地非糧化明顯,北京88.83%、貴州76.99%、海南76.31%、廣東74.67%、云南73.76%的流轉土地用于非糧作物種植。從區域來看,不同區域流轉耕地用于糧食種植的比例差異較大。如表7-11所示,2013年中部地區流轉的耕地主要用于糧食種植,超過流轉面積的七成,而東部和西部地區流轉土地非糧化情況較為嚴重,僅占流轉面積的四成左右。
 
 
  (四)農業經營規模擴大受城鎮化進程制約
 
  隨著城鎮化水平提高,我國長期存在的人地緊張關系有所緩解,農戶經營規模有所增加。2003~2014年,我國城鎮化率從40.5%提高到54.8%,農村人地比率從2.4畝增加到3.1畝。但是,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和候鳥式的城鎮化政策,導致進城農民無法落腳城鎮,大多數農民家庭就不可能放棄對耕地的承包經營權。到2014年,我國按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為54.8%,按戶籍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為35.9%,2.6億農民工在城鄉間流動。按全國農民人均耕地計算,截至2013年底,他們仍然持有20億畝耕地。由于擔心失去土地承包權,這些農民工的承包地目前主要由留守在家的老人、婦女、或非正式地轉給親戚朋友耕種。
 
  總體來看,我國農業生產規模擴大受資源稟賦和人口城鎮化模式雙重制約,農地經營規模擴大潛力有限。根據我國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目標為60%,意味著仍有約5.5億人口常住農村。如果城鄉二元體制沒有根本突破,進城農民仍然不愿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假定耕地總量保持20億畝不變,到2020年時,我國的農村人均耕地仍然維持在3.5畝左右。假定在2020年2.6億的農民工能全部融入城鎮,且他們的土地能以市場化方式讓渡,農村人均耕地規模也就是不足5畝。
 
  (五)政府強制性推進土地規模流轉,不利于保障農民土地權利
 
  近幾年,土地規模化流轉加快,與地方政府出臺的各類政策優惠和行政推動有很大關系。從我們的典型調查來看,一方面各地近幾年為了推進土地規模經營,相繼出臺過一些優惠政策,來鼓勵土地流轉,包括給規模戶直接補貼,有些是提供農機、農資優惠,一些規模主體在擴大土地規模的同時,也享受了比小農更偏向的政策優惠,這也是一些規模主體經營利潤并沒有上升、但仍然從事土地經營的重要誘因。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行政推動,以及土地流轉關系不規范,造成土地流轉糾紛大幅上升。截至2013年底,全國受理土地流轉糾紛案件18.8萬件,遠遠高于2011年底的6.77萬件。
 
  由此可見,盡管我國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正在緩解農業社會人口和勞動力對土地的壓力,土地流轉的速度在加快,農地經營規模有所擴大,多種經營主體正在涌現,但是,由于我國人地資源稟賦的天然缺陷,以及一個超大規模人口國家的城鎮化難以將農村人口吸納,加上農業經營擴大以后出現的一些現實制約,如成本上升、利潤下降,以及非自愿方式推動的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帶來的農民問題和社會問題,我們認為,單純依靠擴大農地規模不是推動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可選政策工具,也不符合我國資源特征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選擇。我國的農業現代化需要在實踐探索中找到自己的路。
 
 
  二、探索農業服務規模化:山東供銷社的試驗
 
  (一)農業服務規模化的內涵
 
  從理論上講,規模經濟是指隨著要素投入規模的增加,生產率水平也隨之提高。它或者表現為單位要素投入所對應的產出水平提高,或者表現為單位產出所需的要素成本下降。在單要素生產函數情況下,由于只涉及一種要素投入,規模經濟很容易理解。但是,在多要素生產函數情況下,規模經濟的實現需要相關生產要素組合的優化。如果僅僅增加某一特定生產要素的投入量,其他生產要素投入沒有相應的匹配,反而不利于生產率水平的提升。
 
  農業是一個典型的依賴多要素提供產品的產業,除了土地和勞動力等傳統要素投入,還依賴農業機械、農藥、化肥等現代要素投入,以及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的各環節服務。國際經驗表明,服務規模化和專業化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標志。西方發達國家農業服務業人口比重都較高。美國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只有2%,而為農業服務的服務業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高達17~20%,平均一個農民有八至十人為其服務。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我國農業領域出現了一些趨勢性變化。第一,隨著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非農化,農業勞動成本上升,農業資本化深化和機械投入大幅增加,農業生產要素已經和正在發生重組。第二,隨著農民外出打工,農戶家庭內部勞動分工細化,農業種植者老齡化、婦女化,帶來農業生產各環節服務需求上升。第三,隨著生產要素投入的變化,農業生產的組織和制度發生變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現,帶來農業服務的交易成本下降。在以上這些變化因素誘發下,我國農業一方面將遵循資源稟賦特征和生產要素投入的重大變化,通過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來提高農業的生產率。另一方面,在農戶經營規模難以大幅度擴大的約束下,將更主要依賴農業各環節服務規模的擴大和服務水平的提高,來實現農業的規模報酬,提高農業產業的競爭力。
 
  農業規模化服務,就是農業服務主體根據各類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在農業生產各環節的服務需求,通過單環節或多環節的規模化服務,降低生產經營主體各環節的成本,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益,實現農業服務主體的規模報酬和盈利水平。將服務環節外包給專業機構進行規模化供給,能大幅提升效率。
 
  從各地近年的實踐來看,農業生產的大多數服務環節,從傳統的農資供應、農機耕作、農作物播種與收割、統防統治,到良種推廣、測土配肥、技術培訓,再到農產品儲藏、物流與銷售等,都適宜采取規模化集中供給的方式。其一,這些環節普遍具有較強的同質性,標準化程度高,易于監督,適合采用規模化供給方式。其二,其中有些環節,如種子和化肥、農藥采購、病蟲害防治等,具有較強的外部性,集中連片的服務提供能減少外部不經濟。其三,有些環節的資產不可分性強,如大型農業機械、烘干設備、冷鏈儲藏設施等,服務規模的擴大,可以減少單家獨戶或分散服務主體的投資不經濟和資產閑置,也可以增強服務各環節的相互呼應。其四,這些環節對服務主體的專業化程度和組織能力要求較高,如果這方面的能力跟不上,服務環節的規模報酬潛力也難以實現。
 
  (二)服務規模化的實施
 
  山東供銷社的探索從土地托管起步,由出外打工的農民將所承包的土地以全托或半托方式委托給供銷社經營和服務,到供銷社與村集體經濟組織采取“社村共建”,兩者在服務農民與組織農民上各施其職,擴大服務規模,再到按照農業服務半徑,建立為農服務中心,形成“三公里”托管服務圈,提高服務規模報酬,實現服務提供者(供銷社)的服務規模擴增和效益增加,以及被服務者(農戶和其他經營主體)生產更加便利和成本降低,正在走出一條以服務規模化為核心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路子。
 
  第一、供銷社是農業規模化服務的主體。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山東全省農民外出打工增加,農業就業比重下降。農業就業人員從2000年的2887.7萬下降到2013年的2108萬,降幅達到27%,58%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三分之一的村達到70%以上,農業從業人員中50歲以上的比重已超過40%。另一方面,隨著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現和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新經營主體直接與農資企業建立化肥農藥直供合約,基層供銷社賴以為生的傳統生資業務受到沖擊。為了生存與發展,濟寧汶上等一批縣級供銷社,利用自身組織完整、網絡健全等特點,將業務從農資供應轉向開展耕、種、管、收、加、銷等環節托管服務,被媒體稱為“農民外出打工,供銷社給農民打工”。省供銷社在總結基層案例經驗的基礎上,將規模化服務確立為供銷社“為農服務、壯大自我”的突破口,發展壯大一批農資供應、農機作業、統防統治、農產品加工流通等龍頭企業,領辦部分農民合作社,拓展和延伸供銷社在農業不同環節與不同作物的服務,在關鍵環節破解服務規模化難題。如表7-12所示,到2014年12月,供銷社領辦農民合作社9135個,入社社員933135戶,服務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25931個;發展日用品、農資、農產品、再生資源、煙花爆竹等連鎖企業451家,配送中心1065處,經營網點10萬個,農村社區服務中心2056處。經過幾年探索實踐,供銷社已成為山東省推行服務規模化的主力。
 
 
  第二,以土地托管為服務規模化的突破口。無論是基層探索還是省社推進,始終明確不以土地流轉和擴大經營規模、進入農業生產領域作為選項,因為這種方式不僅雇工費用和土地租金過高,難以獲得經營利潤,而且經營主體改變后導致農民預期和行為變化,不利于農業經營效率提高。相比之下,“土地托管”方式既堅持了農戶的主體地位,農民對生產決策和結果負責,供銷社通過農業各環節的托管服務解決農民種地中面臨的困難,還可以通過土地托管增大服務規模,實現農業經營利潤。
 
  土地托管分“全托管”和“半托管”兩種方式。全托管有“流轉式”托管、“訂單式”托管、“參股式”托管三種類型。“流轉式”托管是由村“兩委”將農戶土地集中起來交由合作社托管,農民按照約定產量或收入取得收益,土地收益的10~20%給村集體,剩余增產增效收益全部留給合作社;“訂單式”托管是按照比市場優惠的價格,對所有生產環節“打包”收取費用,由供銷社領辦的農機服務合作社承擔全程托管任務,正常年份確保一定產量,土地產出全部歸農戶所有;“參股式”托管是由供銷社領辦的合作社向家庭農場、種植大戶、農民合作社、土地流轉企業等市場主體參股,提升農業的產量和效益。半托管是一種“菜單式”托管,圍繞代耕代種、統一澆水、病蟲害統防統治、統一收獲等關鍵環節提供社會化服務,根據不同的服務收取相應費用。服務對象主要是通過村“兩委”組織農民成立的種植合作社以及家庭農場、種植大戶、農民合作社、流轉土地的農業企業等眾多適度規模的新型經營主體。2010年到2014年,山東供銷社土地托管規模從3萬畝增加到826萬畝,參與的縣從4個增加到89個(見表7-13)。全托管主要是在少數絕大部分勞動力出去的村、或是供銷社建立的基地作為示范,或是已有企業已經對作物收獲全部訂單收購。大部分采取提供環節服務的半托管方式。
 
 
  第三,搭建為農服務中心平臺,提高為農服務水平。到2014年底,山東省供銷社已建成為農服務中心365個,投資總額達75059萬元(見表7-14)。從實地調研發現,為農服務中心的服務項目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農戶和其他服務主體難以投資、又是農業生產急需的項目,主要體現為增加烘干能力、倉儲能力、冷藏能力;二是提升農業種植科學水平的項目,如投資智能配肥設備、土壤檢測設備;三是增加市場主體難以提供的農業各環節的設備,試點后,在打藥環節,省供銷社專門成立了山東供銷農業服務有限公司,開展病蟲害統防統治“飛防”作業,2014年已整合各類飛機46架,完成飛防作業105萬畝。試點后,全系統已整合配置飛機近300架,飛防面積已達680萬畝。在澆水環節,聯合水利廳、農開辦全力推進連片成方的大田作物實施噴灌澆水作業。試點后,濟寧汶上、曲阜兩縣市加快實施各10萬畝的噴灌作業。在晾曬環節,著力推進烘干、貯藏設施建設,解決規模化生產后搶收的時間限制。濟寧、濰坊、棗莊、臨沂等地都建設了有烘干、晾曬設施的為農服務中心,為開展大田托管提供配套服務。在科學配肥環節,引導并支持各地供銷社以鄉鎮為單位建立測土配肥網點,配備配肥智能機,在社區和中心村設網絡終端,積極推進精準施肥的個性化服務。四是整合市場主體服務。累計整合機械8570臺,供銷社與市場服務主體通過合約關系,形成互補性服務,實現兩者共贏。
 
 
  第四,發揮村級組織作用,提高服務規模化組織程度。為了推進服務規模化,山東供銷社開展黨建帶社建、社村共建,通過共建服務中心、共建合作社、共建發展項目、共建干部隊伍,整合各種資源,激發多方活力,使供銷合作社在原來簡單的“供”和“銷”的基礎之上,真正具有了“合作”的色彩,實現了供銷社與農民的深度聯合(參見表7-15)。以供銷合作社與村“兩委”緊密合作為基礎,既發揮供銷合作社提供規模化服務的能力優勢,又發揮村“兩委”與農民土地及地緣上的天然聯系及組織優勢,不僅實現了優勢互補、多方共贏,還解決了當前農村基層發展面臨的諸多難題,也為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找到了有力抓手和載體。臨沂、泰安等16市和57個縣(市、區)對這項工作專門發文作出安排,參與共建村已達4161個,共建項目6136個。
 
 
  推進以土地托管為切入點的服務規模化是山東供銷社著眼農業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變化,解決當前“誰來種地”“怎么種地”問題的積極實踐。它能夠把分散的土地經營主體通過服務聯結起來,比如機耕、機播、機收等服務,跨越地塊和家庭的界限,客觀上形成了土地和機械成片作業的規模效益。它把一家一戶辦不了、辦不好的事情辦好,比如農田整理、機械深耕、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銷售、病蟲害“飛防”作業等,既減輕了勞動強度,又提高了效率和效益。對一些無力耕種或勞力不足的農戶,以土地托管、代耕等方式,實施“保姆式”、“菜單式”服務,有效解決了耕地閑置、經營粗放等問題。
 
  (三)農業服務規模化的效果
 
  第一,服務規模化顯現出普遍的生命力。目前,山東供銷社規模化服務已從小麥、玉米、水稻大田作物,拓展到棉花、花生、土豆、瓜菜、果品等經濟作物。到2015年上半年托管總面積826萬畝,如果考慮復種指數,托管總面積達1124萬畝,其中小麥489萬畝,玉米343萬畝,水稻29萬畝,棉花37萬畝,花生46萬畝,土豆14萬畝,瓜菜42萬畝,果品66萬畝,其他作物56萬畝(見表7-16)。
 
 
  第二,大大提升了農業服務能力。通過土地托管,除了在產前、產中等生產環節提供服務外,還在科學種植、病蟲害防治及農產品收購等方面,顯現出更明顯的服務優勢。到2015年上半年,山東省完成測土面積702萬畝,智能配肥面積500萬畝,飛防面積356萬畝,農產品收購量136萬噸,收購額835680元(見表7-17)。
 
 
  第三,服務規模化實現了成本節約和效益提升。以土地托管為突破口,通過開展耕、種、管、收等各個環節的產中服務,不僅較好地解決了農業科技推廣“最后一公里”的難題,而且進一步提升了農資供應等產前服務的科學化水平,促進了向產后貯藏、加工、銷售和品牌培育等領域的拓展延伸,形成了產前、產中、產后的全產業鏈服務,農業生產的綜合效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從山東省已經實施的項目看,每畝糧食作物可增產20%~30%,增效400元至800元,而經濟作物可達千元以上。到2015年上半年,由于實施土地托管,使生產成本總體降低了10億元,增加效益22億元。
 
  與農戶自種相比,土地托管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收入,凈收益顯著增加。以典型農作物小麥、玉米和花生為例(見表7-18)。農戶自種小麥時,每畝總收入1100元,總成本960元,凈收益140元。實行土地托管后,每畝總收入1250元,總成本620元,凈收益630元。土地托管后的凈收益是農戶自種時的4.5倍。農戶自種玉米時,每畝總收入1210元,總成本880元,凈收益330元。實行土地托管后,每畝總收入1375元,總成本603元,凈收益772元。土地托管后的凈收益是農戶自種時的2.3倍。農戶自種花生時,每畝總收入2700元,總成本1740元,凈收益960元。實行土地托管后,每畝總收入2790元,總成本1325元,凈收益1465元。土地托管后的凈收益是農戶自種時的1.5倍。
 
 
  土地托管后,其他作物也實現了收入增加、成本降低、效益大大提升(見表7-19)。
 
 
  第四,土地托管增加了農民收入,促進了農民非農化。通過與農民簽訂托管合同,根據農民往年同期收入確定底數,農民自己選擇取得糧食或現金收益。服務規模化生產中增加的效益,70%以上歸農民合作社,農民還可以從加入的合作社中取得股息或分紅收益。通過土地托管,每畝糧食作物可提產節支增效400~800元,經濟作物每畝可達千元以上。通過土地托管,既可保障農民安心打工獲取務工收入,也能享有農業生產帶來的收益,不必在農忙時返鄉務農。實施土地托管后,每對外出打工的夫妻可增加收入6000元以上。山東省汶上縣參與土地托管的農民,2013年節約外出打工返鄉務農成本和直接增加農業生產收入,二者合計增收5300多萬元。2014年,山東供銷社系統幫助共建村農民增收10.8億元。
 
  第五,增加了集體經濟收入。村兩委在發動和組織農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是連接合作經濟組織和農戶的重要橋梁。借助“四位一體”的為農服務方式,村“兩委”能夠通過發動和組織農民,取得規模化服務的部分收益,使村集體增收難的問題得到較好解決。2014年,參與共建的村集體增收1.7億元。汶上縣房柳村在合作協議中明確規定,服務規模化中新增加收益的10%歸村集體所有,僅此一項村集體收益就達5.8萬元。山東省梁山縣韓塘村在供銷社、村兩委、合作社三方合作協議中明確規定,服務規模化中增加收益的10%歸村集體所有,2014年全村糧食每畝增收500元,3000畝托管土地給村集體帶來的收益就達15萬元。
 
  第六,壯大了供銷社經濟實力。開展現代農業服務規模化,進一步密切了供銷社與農民的利益聯系,不僅使農資經營等傳統業務有了更加穩定的市場,而且也在服務中得到合理的回報。開展現代農業服務規模化,還促進了供銷社基層組織體系向村居延伸,經營服務體系向田間地頭延伸,使供銷社在全托或半托服務中得到較高的經濟收益。2014年,全省基層供銷社和社有企業實現盈利9809萬元。山東省汶上縣供銷社土地托管面積6.4萬畝,實現服務收入1821萬元;山東省鄆城縣張營供銷社托管土地2.1萬畝,在助農增收的同時每年可從中實現盈利150多萬元。另外,村兩委通過分享規模化服務的部分收益,也較好地解決了村集體增收難的問題。
 
  
  三、正確認識和客觀把握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戰略重點
 
  從我國農業各要素稟賦條件出發,結合現有制度體系,在保持農戶作為農業生產基本單位的前提下,推進農業服務規模化的潛力巨大,應是未來我國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方向和著力點。重點是圍繞農戶的各類服務需求,讓各類經營服務主體來提供規模化服務,體現規模報酬遞增效應。
 
  從世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看,各經濟體都是從要素稟賦條件出發,制定適合自身國情的、符合比較發展優勢的農業現代化戰略。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農業現代化模式,稟賦條件是土地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較高,加上高度發達的工業和科技基礎,從比較優勢出發,以低成本的土地、資本(機械設備等)和科技要素替代高成本的勞動要素投入,促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另一類模式是以日本為代表的土地密集型現代化模式,基本特點是戶均耕地規模不高和土地細碎化,通過農業生物技術的創新(密集使用高效化肥)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比如日本農協),提高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出。總體來看,我國資源稟賦條件跟日本相近,不具備采取美國式大農場模式的條件。
 
  農業規模經濟不是單純的擴大土地規模,規模報酬既存在于生產領域,也存在于服務領域。農業的規模經濟效應要通過要素組合優化來實現,而不是簡單地增加生產規模。盡管經歷了大規模的農業人口非農戶進程,我國農業仍處于勞動力要素相對富裕、資本相對稀缺的狀態,而且這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難以發生根本性變化。過度擴大生產規模違背了我國農業的要素稟賦特征,反而會導致要素結構扭曲和農業生產率下降。發揮農業規模經濟效應的重點是提高服務環節的效率。通過規模化提供各類農業服務實現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這包括產前的農資購買,產中的灌溉、病蟲害防治,以及產后的集中收割、烘干和深加工等等。
 
  服務規模化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實現途徑。改革開放以來,不僅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恢復了農戶的經營主體地位,在任何情況下不動搖,而且隨著農戶在農業技術、病蟲害防治等生產環節,在購買種子、農藥、化肥以及農產品銷售等供銷環節,對合作的需求日益強烈,以農戶為主體的服務體系逐步建立并日趨完善。隨著農業結構變革和經營方式變化,農業規模化服務的效應逐步顯現,我國農業通過探求服務的規模經濟提升產業競爭力的路徑越來越明確。服務規模化不僅可以快速提高各環節的勞動生產率和附加值,促進農業技術創新、向“綠色、高效”農業轉化,能夠引導好各類社會資本更多投向服務環節,形成生產環節農戶經營為主、服務環節社會組織為主的農業現代化“雙輪驅動”機制。
 
 
  (責任編輯:張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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